《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到2030年至少保护30%面积的陆地和海洋（以下简称“昆蒙框架30×30目标”）。那么，各个国家应如何高效且公平地承担保护责任？

近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团队联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团队研究发现，保护地网络的扩展必须集中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碳最丰富的地区，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大保护挑战，他们在《同一地球》（One Earth）中提出应对建议。

为目标实现探索“最优解”

【资料图】

2022年12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蒙框架”，也制定了最重要的“30×30目标”。

那么，将这一目标转化为国家水平的行动，是否意味着每个国家保护各自境内的30%？如果不是，又应该如何分配？

“昆蒙框架”没有回答的问题，恰恰是2030年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基于主权原则和对不同国情的考量，《生物多样性公约》鼓励缔约方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本国国情调整保护目标。然而，在以往的保护框架下，缔约方通常采用与全球一致的面积百分比目标，但这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在地球上分布不均的事实。

不仅如此，采用统一的保护地面积目标也没有考虑各国保护能力上的差异，一些国家沉重的保护负担可能加剧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

“在实施30%的保护地目标时，除了国家主权和国情外，还需要考虑生物多样性分布的空间分异。”马克平告诉《中国科学报》。

为此，研究团队以生物多样性和碳为保护对象，分别识别了全球统一保护30%或50%生物多样性和碳储量最丰富的区域，以及国家各自保护其境内30%或50%生物多样性和碳储量最丰富的区域。

之后，他们对比了在全球情景和国家情景下识别的优先区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碳固持能力的保护成效，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保护挑战。

研究团队发现，全球情景下的保护优先区集中在物种丰富度高、碳储量高的地区，如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中非的刚果盆地和东南亚的多个热带国家。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全球情景下30%的优先区将保护96.2%的受威胁的陆生脊椎动物和63.2%的碳储量；而国家情景下相应的比例为80.7%和52.7%，现有保护地则保护了23.4%的受威胁物种和24.3%的碳储量。

由此可见，全球和国家情景下的保护成效具有显著差异。

“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各国的保护投入以统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碳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地区，而非各国保护其境内的30%或50%，可以极大地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碳保护的效率。”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副研究员申小莉说。

让蓝图不再是“包袱”

令人不安的是，在全球情景下，各国境内的保护地面积比差异很大，各自面临的保护挑战差异也巨大。

这里的保护挑战，是研究团队用国家范围内的优先区面积与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PPP）的比值来衡量。

他们发现，在面临挑战最高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位于非洲，且多为热带发展中国家。而在面临挑战最低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一半以上是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国家位于非洲和南美洲。

因此，尽管全球统筹保护行动能更为有效地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但各个国家和地区将面临如何公平分担保护成本的关键问题。

对此，研究团队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建议《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全球保护优先区”指导国家保护行动，并使用 "全球保护优先区维持或恢复到良好状态的比例 "作为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的一项指标。

二是采取严格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等不同措施，实现对优先区的保护。对于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面积目标的国家，其保护措施应有相应的侧重，以调和人类发展和保护对可用空间的竞争。

三是各国参照全球优先区在其国内的面积和比例，充分考虑其在立法、政策、社会经济、保护意愿和能力方面的差异，调整国家目标，并将其承诺的目标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

四是建立适当的平台，及时反映各国需求、努力和进展，鼓励国家间开展合作行动。

李晟告诉《中国科学报》，资金机制是“昆蒙框架”谈判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我们敦促《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尽快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各国公平地分担责任和义务，并履行各国在行动目标19中承诺的全部资金责任，支持面临高保护挑战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其保护地目标。否则，这些生物多样性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所承受的沉重负担，只会加剧全球议程中的不平等，并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反复失败。”李晟说。

但李晟也强调，这项研究仅仅是提出方案建议，具体实施还需要与全球利益相关方进行大量的沟通与磋商，其难度远远高于研究本身。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结果能促进对该问题的关注，并为后续明确保护地面积目标的实施机制提供科学依据。”李晟表示。

基于大数据的全球视野

为了让这项全球性的研究更加科学和可落地，他们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申小莉介绍，一方面研究团队需要及时跟进该领域的国际动态，实现与国际对话接轨；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升大数据分析和运算的能力，研究基于超过3万个陆生脊椎动物物种、全球846个生态区、27万个保护地等数据图层，不仅数据量庞大，还要在识别优先保护区时实现满足众多条件的最优解，运算过程十分繁杂。

“正是国内外团队的通力协作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最终克服了困难。”申小莉说。

在马克平看来，这项巨大的全球性研究工作得以完成，得益于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进程和谈判的长期关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沿和关键问题的熟悉，还有在陆地生态系统调查和监测方面的长期经验，以及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有较好的数据和方法积累。

马克平认为，这项研究除了具有全球性外，更重要的是量化了不同国家的保护压力，以及采用全球3个分区框架的分析，显示了在实现高保护目标过程中，不同国家面临的平衡保护和发展难题不同，相应的保护策略也应不同。

正是基于这些分析结果，他们最终提出了通过国家协作来公平、高效地实现全球30%保护地面积目标的四点建议。

马克平团队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多年的研究也让他深感开展保护对策研究，要抓住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和相关先进分析方法。而他们的研究也从不局限于中国，还关注区域和全球问题。

2019年，马克平团队通过近万种中国植物分布区数据，分析了人类活动对植物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

2021年，马克平团队又通过受威胁物种和碳固持能力的空间分异，分析了亚洲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30%优先区、碳固持能力30%的优先区、以及综合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碳固持能力保护的30%优先区，为国家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制定提供了区域30%优先重点的基础信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进展》。

“我们会继续坚持这样的研究策略，把基础性研究与数据积累和方法创新相结合，更多关注区域和全球性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马克平说。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oneear.2023.04.007